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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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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如何建设中国大社会?  

2013-03-05 16:31:42|  分类: 政治vs战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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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实现政府向社会分权,在建设“大社会”和“强社会”的同时,也建设一个“好社会”。实现这些目标至少有三方面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内容,一是培植新的社会组织,二是改革现存社会组织,三是实现社会对政府事务的参与。

  首先,需要培植新社会组织。很多地方在作培植新社会组织方面的改革实践。但各地进展不一,其中北京、上海和广东走在全国的前列。尤其是广东在各方面做了非常有益的尝试,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为了培植新社会组织,广东省率先简化了社会组织登记条例,并且采取了很多举措来实现赋权社会的目标,例如政府向社会组织提供活动场所、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收购社会(组织)服务等等。广东的大部制改革的正在进行的一步,就是政府向社会下放行政审批等权力。

  不过,现实地说,如果社会没有空间来组织自己,就会很难承担由政府下放的权力。这就首先要求给予社会自我组织的权利。只有有了自我组织的权利之后,社会才能发展出自我管理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不仅要向社会下放权力,而且更要花大力气来培植社会组织。政府向社会下放权力,不是说政府完全可以不管社会了。向社会分权只是政府转型,即从控制和直接管理,转型成为规制型政府的重要一环。

  应当意识到是,赋权社会并不只是简单地分权给社会,更重要的是要培植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力量的产生和发展需要时间,政府要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至少在初期。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如果政府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和力量的产生和发展,就会有助于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建立一个良性关系,也就是说政府和社会组织结成伙伴关系。

  今天,在很多国家,无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越来越呈现出各种不同形式的紧张关系,甚至对立和敌视的局面。中国可以从其他成功的国家学到重要的经验教训,避免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如果要达到这一目标,政府必须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的培植。广东的做法就是,不仅让渡更多空间给社会,而且积极参与社会组织的形成和培植。从长远来看,这种实践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其次,改革传统社会组织。同样,也不应该忘记改革现有的社会组织。中国的现存社会组织实际上是很强大的,主要包括共青团、妇联和工会等。在建国初期,这些组织在支持政府、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国家建设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后来,这些组织逐渐地成为了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附属组织,而失去了和社会的关联作用。也就是说,它们成为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外围组织,代表的是执政党和政府的利益,而非它们所应当代表的社会利益。现在,其他社会力量已经崛起,这些传统社会组织也面临改革的压力。很显然,这些组织必须转型。它们要成为真正能够沟通执政党及其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中介组织,而不是简单地依附于前者。

  也就是说,它们至少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在社会,一条腿在政府,是一种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平衡力量。传统上,它们光依赖政府,和社会无关。但如果改革后它们光代表或者依赖社会,就会和新产生的其他社会组织没有什么差别。这些传统社会组织的改革目标应当是成为“中介”,即连接政府和它们所代表的社会组织。例如,工会在劳、资、政三方谈判过程中,不仅要代表工人的利益,也要考量到社会的整体利益(这也是政府所应当考量的)。这些方面,广东和北京的改革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可以加以总结,一方面可以深化那里的改革,另一方面也可以向其他地方推广它们的经验。

  其三,社会的政治参与。建设大社会和强社会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实现社会对政治的参与。社会管理要改变自上而下的思路,要强化社会对政治过程的参与。传统的“维稳”思路已经证明为走不通,因为它制造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基于暴力之上的社会管理不可持续,政府和人民陷入恶性互动,最终会造成弱政府、弱社会的局面。实际上,中国并不是一定要走上这样一条道路的,其它更有效、更符合人性的途径也是存在着的。

社会必须参与政治过程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社会管理方面也积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在1990年代,执政党通过开放政治过程、把社会力量容纳进政权的政治过程来管理社会。这主要表现在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参政。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容许在国有部门之外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民营经济很快在很多指标上超越了国有部门。但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民营企业家怎么办?这是个很大的新兴社会群体,在社会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对这个新兴群体,尽管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争议,但执政党还是为这个群体开放政治过程。无疑,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中国共产党最具有创意的决策。

  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本家。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和其它共产主义政党区分开来。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展示了执政党的开放性,使得其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建设大社会过程中,人们也可以参照容许民营企业家进入政治过程的方法,容许和鼓励新型社会组织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这方面,广东各地尤其是顺德已经有了很多创新。广东的经验,简单地说,就是“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就是政府主动走向社会,和社会建立关联;“请进来”就是政府主动打开政府“城门”,让社会力量来影响自己。

  在中国,社会的参与不仅仅是要实现公民的参政权,而且也是要解决执政党及其政府官员同社会的严重脱节问题。和社会脱节是中国政治目前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广东为了应付这个挑战,设计了“走出去”和“请进来”两个重要的制度环节。根据顺德、南海、惠州等地的实践,“走出去”就是建立“两代表一委员”(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制度,借鉴香港、新加坡的议员密切联系群众的做法,以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为契机,以党代表工作室为载体,党代表为核心,联合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社区定期听取群众意见,并跟进、督促政府解决问题。“请进来”的主要内容就是建设公共决策咨询机构,设立咨询工作各项制度,促进社会各界代表共同参与政府决策和公共事务的讨论。例如顺德建立了区、镇、村三级咨询体系。

  这里也有必要强调一下“走出去”和“请进来”制度的重要性。现在共产党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跟社会脱节,听不到真正的民意。社会上怨气很多。很多怨气是因为社会经济的转型,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很多的困扰。也有很多怨气是冲着政府官员来的,是政府官员执政不当引起的。但不管哪一种怨气,政府都负有责任。对老百姓的怨气,政府官员爱理不理。很多地方政府实行的是“城堡政治”,党政干部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拥有各种特供系统,享受着各种特权,不关心城堡外面所发生的事情。

  这种局面持续不了多久的。如果你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老百姓总有一天要“围城”,造成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之间的高度对立。怎么办?这就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现在有8200多万党员。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基层党员在干什么?很显然,还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发挥他们的作用。党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也不清楚到底要做什么,感觉被边缘化。

  因此,执政党要打开城门,走出去,沉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经验。听取民意要制度化。在新加坡,每一位部长和国会议员,每周都要定期接见选民,选民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党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都是义工,帮助国会议员和部长,参与组织这些定期的见面会。在制度化的层面,广东实行的党代表工作室和人大代表工作室,是个结合中国实际的非常大的政治创新。

  广东地方政府所设立的决策咨询委员会的做法(即“请进来”),也有助于执政党和社会的关联。专业人士的意见很重要,现代社会很复杂,政府不是所有方面都能做到专业,因此要倾听专家的意见。尽管人大和政协系统应当成为专业人员影响决策的平台,但这两个机构已经过度政治化和官僚化。因此,设立新的专家平台显得有必要。当然,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最有效的做法,是对现行人大和政协体制进行改革,把额外的专家平台整合进这两个现存的制度化平台。

  从长远来看,在社会力量建设一段时间之后,可以把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组织进行分类,作为功能界别,吸引到包括人大和政协等正式组织体系里面来,也就是说给于它们正式的参与管道,参与到国家各个层面的事务中来。这可以通过将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进行。在目前和下一个阶段,主要是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来创造条件,在促成社会力量组织化的同时来有效监管社会力量。这是中国有序制度变革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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