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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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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转载】启蒙——人格复杂的历史解释  

2013-03-12 16:34:41|  分类: 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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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总是让人看不太懂,你笼统说丑陋,好象身边的人并非都丑陋;你全归结为虚伪,正直的人看起来也蛮多;你简单说暴戾,善良温顺的人显然更普遍;你骂多数人是懦夫,史事中摔膀子冲锋、用身躯挡枪眼的事,外国人真未必做得到。总而言之,华夏民族呈现出极其复杂的人格特质,时常令人不可琢磨。

       国民的人格复杂性,有人说是制度使然,有人说是文化使然,有人说是利益使然。在我看来,也许用一句话归纳更为准确:国民人格的复杂性取决于国家的历史长度。历史越悠久国家的国民,人格复杂性越强,历史越短暂的国家,其国民表现得更为简单。

       用片面的“类概念”去解释人格复杂性相当困难,如果用生产关系的总和来解释恐怕更有说服力。这里所谓的“生产关系论”,决不是针对生产力发展而言的经济学概念,而是基于人与人的特定关系,包括阶层关系,阶级地位,物资在人人之间的分配,各阶级之间的相素转化等。这里的生产关系也绝不是基于原始、奴隶、封建、资本和共产的简单划分,而是一种历史连续性的复杂关系,既有交叉,又有区别。比如有关孔子之于中国历史各时期的取舍问题,它不是国民个体问题,而是国民性问题,批孔批得再厉害,都不是针对孔子本人的个人诉讼,也不是单纯针对奴隶与封建的制度诉讼,很可能是针对某个皇帝的间接诉讼。如果再用中美两国进行对比,更能反映国民复杂性的不同根源。美国作为独立国家的整个历史不如中国的一个朝代纵横,如果再考虑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各个小朝代,那么,美国的历任总统数还不及中国的朝代数。美国人不需要从历史中给自己找合适的人格定位,中国则不然,不同历史认知的人,却可能找到千差万别的人格定位。

       中国人在考虑问题时,经常会用到“先王”、“先人”、“古人”等词语,无非就是想用所谓的祖先定式来证明自己思想的合理性。比较复杂的是,中国有太多的“先王、古人和先人”,不同的人可以选择不同的参照物,不同阶级成分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选择标准也不一样,此时,历史的“丰富性”就会带来人格不可琢磨的复杂性。旧之“秦桧”众多,今日“秦桧”就不会少,古之“岳飞”众多,今日“岳飞”也不会少,孔、墨、庄、韩、程、朱等人创造的大体系,有人认为归结为唯物和唯心就可以分离,有人认为归纳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理论就可以鉴别。事实上,决非如此简单,人性表达与人格思维极富个性特征,倾向性一旦确立,物质论和阶级论都未必左右他的动能。今日有些人,不读书还罢,越读经史,就越难钻出牛角尖,“儒学为尊”的思想又有死灰复燃之势。

       如果说信众不同,仅仅限于个人信仰倒也无妨,然而,在中国绝不是那样,中国的信仰每每与朝代联系紧密,与统治阶层信仰关系紧密,它不如基督教或伊斯兰那么具有跨时代的统治力。中国有春秋儒学,战国墨学,秦时法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某学派”实质上已经成为“某君”执政的“代言人”,如果再把所谓的“三皇五帝”抬出来瞻仰祭奠,中国人灵魂中的那座“庙堂”所供奉的菩萨就会有无数尊,焚香叩头的次数也较它国为多,站起来的时间就较外人为少。

       前些年,突然接到一个请柬,打开一看,原来是农村老家寄来的,写些什么呢?请我回去喝酒。村干部绝没有白请你去喝的酒,请柬上明写着“孙氏家族祖谱编修落成喜庆酒酌”。我自然能想到是在募集“份子钱”。酒没回去喝,但钱还是寄回去了,我姓了“孙”,就得尊就孙族的规矩。春节回家,大概看了一下族谱的源头,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出现了,我的祖先突然变成了“孙权”。我就问兄长:咱们孙家的老谱似乎不是这么写的啊?怎么突然就变成孙权的子孙了呢?兄答曰:谱头子有说法,说孙权是做过皇帝的人,做他的子孙有地位,村子里若有机会唱戏,便可以在戏台中方挂上“青龙白虎图”,一般姓氏人是不能挂的,临村别姓唱戏若是挂了,咱们可以拆它的台子。老头子一个说法,我便轻易成了皇帝的子孙,修谱居然能把中国的历史修成这样,不服真不行啊!咱中国的农村人为啥于今还有此恋帝的想法呢?不还是咱的历史太悠久了吗?历史久了,能找出“王、皇”的大姓也便多了,某种以祖宗为荣的文化便在民间形成了,“帝王”后代特有的人格也便独立出来了,最低层农民只能从历史中寻找这种毫无意义的现实寄托。

       我生活的小区,算是知识分子较多的地方,什么博士、硕士、学士在这里算不得什么光耀的称呼,如今带“后”都不计其数,本人搞不清楚“后”字的特殊含义,猜想至少相当于进士又在翰林院混了两年吧。20世纪的某个时期,知识分子曾经被封为“臭老九”,主要是指教育部排名第九,后来有人把它用来衬托知识分子地位低。事实上并非如此,多数知识分子在当时是很吃香的。今天若再次来个排位,我估计知识分子连“臭老九”都保不住,能被评为“臭老千”就算够庆幸的了。不妨让大家来感受一下知识分子的语境:我堂堂大教授、我一个科班毕业的博士、我堂堂博士生导师、我正宗的名校海归、我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我作为一知名学者、我堂堂院长、我堂堂某领域首席科学家......

       这些鲜明的语境背后大家又能读得出什么东西不?非常单纯:名和利。在这种语境下,可能会出现王安石、唐伯虎、祝枝山、苏东坡、魏源、曾国藩等中国式人才,但绝对出不了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安培、赫兹、麦克斯韦等巨匠。“堂堂”之地位如同堂堂官衙之威风,虽不用再写八股文章,但从当今知识分子嘴里念出来的“编著物”并不见得比四书五经好到哪里去,知识分子笔下的“论文”也不见得是专心研究后的成果,圈子内的人应当都知道个中秘密。如果把部、厅、处、科、教授、副教授等名称改成“官品”的话,我相信,如今的“臭老千”对“品”字的追逐决不亚于自隋唐以来的任何一个时代,可能还会无耻得多,连孔圣贤的那么一丁点斯文都准备扯去不用了。要给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做个标签,那这个标签就是“悠久的历史迷恋”。

       外国也有历史悠久的,他们复杂吗?大概也因时间长短有别。你看那些有“文明古国”帽子的国家,其国民都活得更有历史的深重感,希腊、埃及、印度、波斯等国民都有沉浸于历史中的美好感觉,欧洲主流国家也算不上例外,近几百年的阶段性繁荣并不代表其全部历史的总和,也不代表其未来的必然。象美国这样的新兴国家,越往后走,其复杂性也只会越强,如果历史中还带有若干“光荣的一页”,国民的历史迷恋感也越深,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的兴衰沉浮会慢慢接近其它文明国家的步伐。

       中国人在与外国人进行人格对比时,有一种现象特别明显——既自卑又骄傲。骄傲的原因是认为中华帝国的文化乃世界独有,不相信还有哪一种文化可以与之篦美,并感慨于元清两代的外族被儒家同化的事实明证,甚至有用“汉文化”同化世界的决心。然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处国外,当面对现代新文化的时候,中国人就习惯性摊倒在西方人的脚下或者匍匐在地假装睡着的状态,骨子里表达的都是自卑与懦弱。毫无疑问,双重人格的形成完全取决于对光荣历史的留恋和对现实差距的痛苦认知,中国人在看待世界的时候,不愿意承认“世界只有同一个月亮”的实事,没有参透“阴睛圆缺”对每个国家都会公平对待,“外圆内缺”的世界观只会空增自卑感,别无他用。如果能正确反省并鼓足勇气,“历史”就会成超越的动力,而不是包袱,大可不必刨光我们过去曾经拥有的五千年;如果挣扎在自卑境界不能自拔,未来恐怕还要跟随西方后面行走漫长的一段历史。

       与普通国民相比,从道理上讲,精英应当有更高的认识水平。然而,从现实中看却又未必。比如说,中国的精英谈民主,背的、写的、读的全是西式教义,说民主社会不搞个人崇拜,不搞英雄崇拜,不搞强人政治。但是,他们内心想的却仍是封建权贵那一套,他们要求高官只能由精英选举推出,中底层平民靠边站,他们还要求精英治国,他们还主张剥削有理,这跟“上智而下愚不移”、“官常贵,民终贱”的封建思想有一丁点区别吗?为什么最最“现代化”、最最主张“天赋人权”的一批精英肚子里装的全是“贵贱由命”呢?再看精英谈幸福观:权贵对社会不满,那叫有信仰,有追求,有理想;穷人对社会不满意,那叫欲望太多、不懂知足常乐;谈国家主权,一时说国家主权不如人权重要,一时又骂清政府丢岛弃土,再赞唐朝盛世和成吉思汗的扩疆拓野。质言之,无论多别致的精英,仍然是没有走出中国历史。

       部分亲西方精英习惯于骂普通顺民是奴才,其实,他们自己又何尝不是标准的奴才?他们以为口述了外来的价值观,便自成了中国“奴才”的主子,科技精英总把西方科技当作不可逾越的终极科技,结果不出几年,人家就出现新突破,愣不能理解他们怎么总有无穷的奇想?社会学精英幻想抄了欧洲各家的民主成果,中国就可以万世无忧,殊不知欧洲的复兴思想其实也只让自己和平几十年,古代欧洲就更不用讲了,民主若不附加上进化论思维(本人前有文章“民主误读与进化论学说”),中国还是超不过欧洲。由此推断,如果硬要说精英更光荣一点,无非是在奴才前面再个“洋”字,权且当作他们出国镀金的结果吧!

       虽然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事实上,我从来都不否认精英之于不同历史转折期的特殊贡献,真正的精英就是在自己不做“洋奴才”的前提下,让全体国民都摘掉“奴才”的帽子并变成可以主宰自己的主人,做不到一点,所谓的精英,在人格上讲,一定比普通国民更加低贱,因为他们耗费的社会资源更多,他们对社会的破坏力也越大,他们的错误甚至有可能加害国民做上几百年的奴才。

       咱们群众天天骂一些官员人模狗样。表面看是对贪腐不满,其实质则是对他们的人格不满。中国几千年来就是个官僚体制国家,政客就类同于封建官僚。有很多人总不理解:天天喊改革,怎么就越改越招致骂娘呢?道理很简单,官僚政客的共性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同僚”,也就是说要保护好利益共同体,做不到一点,他的位置就有危险。历朝历代诸如商鞅、王安石的教训对当代政客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冒被车裂的风险。大家看得也很清楚,中国政坛上的有些人,嘴巴从来都不曾停过,但从来都不曾说穿自己的真实想法,若有奴才帮着说穿更好,若没有,也就当是演过一场。别看满面红光的人外面穿的都是西装,里面的衣服全是黄袍马褂,一肚子的帝王将相思想。自夏朝启开始直到那个溥仪,电视剧已经把历朝历代演了个通透,演完皇帝演皇后,演完皇后演太子,演完太子演公主,演完公主演太监,连太监都塑造得很丰满了,官僚还有什么不能演的吗?不管什么时代、什么类型的历史角色,你在当朝都能找到不用化妆的“原型”,台上与台下的两层皮,体现的是中国几千年官场文化的“博大精深”。

       举了那么多的例子,无须再过多赘述。抛开“华夷之辩”,再把中华民族的圈子缩得更小一点,也许可以简单为汉民族及内地部分少数民族的总和,这部分组合体,从整个历史的特点来看,是一个习惯于、适合于被人抽鞭子的群体,没有痛彻心扉的被折磨过程,量不会有清醒的认识,更不会有绝地反击的勇气,一个“棍棒下面找出路”的国民组合体,谁来给你们悬起这根有辱人格的“棍棒”呢?

       我过去也曾讲过,现代发达国家的人喜欢把眼光盯着未来,咱们却总习惯于在历史的坟墓旁边转悠找答案,久而久之,也便将自己转成了坟墓中人的人格思想。看过本文的国人不知道会将自己的人格定位在哪一个历史片段?若继续沿着这个轨迹走下去,不下决心把官僚体制的根给彻底清除掉,绝无可能有一个叫“社会主义”的东西出现。给出这种绝对化的结论,不求每个人都表示出相信,我自不愿意拿头颅来跟同胞们赌未来,头我也只有一个,不知要挂在“后历史长河”的哪一段。

(作者:孙锡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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