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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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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共的“党文化”及其命运  

2013-01-15 20:46:08|  分类: 政治vs战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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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中国共产党拥有8000多万党员,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其党员的数量要比大多数国家的人口还要多。但是,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共面临着无穷的问题、挑战,甚至危机。有人说,中共那么多党员,如果每一个党员可以为党承担一份责任,这个党还有什么问题呢!既然执政党面临那么多问题,就说明了,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其党员,都没有担负起责任来。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个不应当发生的局面?这里的因素非常复杂,但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执政党已经发展出了不应当出现的“党文化”。

  如同世界上其他的政党,任何一个政党都有其独特的党文化,或者组织文化。一种积极的组织文化,是这个组织生存和发展的软力量。但我们这里所说的“党文化”是一种消极文化,是促使党快速衰败的负面文化。

  如何来理解“党文化”的消极性和积极性,正面性和负面性?这个问题主要看政党的性质。政党和其他任何社会组织最大的区别在于其目标是执政,也就是说,成为执政党是任何政党的使命。一个政党,如果没有这种使命感,就不是真正的政党。如果要执政,政党就要考虑其和社会的关系。一个脱离社会、不能得到社会支持的政党,是不能成为执政党的;同样,一旦脱离社会,失去社会的支持,一个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是不可持续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理解“党文化”的正、负面并不难,那就是,一种鼓励和支持党和社会联系的文化,就是正文化和积极文化;而一种导致党和社会脱节和分离的文化,就是负文化和消极文化。

过于浓厚的“奴才文化”

  在中共的“党文化”中,存在着众多能够导致党和社会脱节和隔离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或者是文化核心,可以用一个常见的概念来概括,那就是“封建”。中国共产党经过了30来年的革命,经历了改革开放前30年的阶级斗争,也经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无论是革命,还是斗争,或者是改革,从理论上应当是“去封建化”的过程。作为一种文化,中国的封建长达数千年,要在这90多年的时间里,完全去除封建化也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但至少,人们可以希望封建化的程度越来越低。不过,现实的情形是,封建文化随着革命、斗争和改革的过程延续下来,在不同时期“转世”成为不同形式。在一些领域,文化的封建性似乎越来越浓厚。

  “党文化”中的封建性处处可见,把党的领导和下级官员隔离开来,把党和社会隔离开来。首先体现为一种封建的等级化。在任何组织内部,包括民族国家,等级性不可避免,也是体制运作的内在要求。但中共体制内部体现出过于浓厚的“奴才文化”。上级领导把下级看成“奴才”,一级、一级地往下传递。中国的“党文化”中没有其它国家官僚体系中所体现出来的尊重权威的文化,而体现为恐惧权力、献媚权力的“奴才文化”。当然,这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人只有恐惧或者献媚权力的传统,从来就没有尊重权威的传统。

  “奴才文化”发展到了一个顶点,下级唯一所想的就是要讨上级的欢心,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说假话。结果怎样呢?有人已经指出,党内说真话变成了天下第一难。当然,这里的说话并不仅仅局限于平常那些交往过程的谈话,更是体现在党内的各种领导人讲话、公报、政策等所有需要用文字来表达的文件上。“党八股”的文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即使是专家学者,也只能从字里行间来解读其需要传达的信息。到了社会层面,这些文件谁也看不懂。当下级看不懂文件,要通过其他途径来揣摩上级的意图的时候,当人民看不懂执政党的文件,要通过其他途径来揣摩执政党意图的时候,相关各方之间的沟通就中断了,他们之间也就拥有了无形的“城墙”。

  表现在实际政策行为中(无论是决策还是政策执行),这种文化表现为只“唯上”而不“唯下”。从统治者或者上级的角度,他们当然希望下级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在上级的政策意志和社会需要之间达到一个平衡,从而能够一方面从下级那里得到反映现实的政策信息,另一方面使得政策能够执行下去。但在“唯上”的文化里面,下级是不会考虑到现实情况和社会需要的,很多政策既不能反映现实情况,也不能得到执行。如果要强行执行,必然深化体制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从而走向了统治者和上级本来意志的反面。“唯上”文化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精英淘汰”,就是那些具有独立思考又能够做事情的干部被视为是异类,不能被上级和同事所接受。

  与之相关的,是被称之为“秘书帮文化”的“党文化”。在任何制度下,秘书都是很重要的。但中国的秘书有其封建特性,有点类似封建时代的“家奴”。中国的秘书帮拥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对很多领导来说,什么都可以缺,唯独秘书不能缺。无论是本身的工作、外部关系,甚至家庭关系都是需要秘书。如此高度依赖秘书,秘书简直就是一些领导通往外部世界的“必经通道”。换一句话说,秘书就是领导的“城堡”。在这个意义上说,秘书有效地把领导和真实世界隔离开来。再者,秘书也是领导的“脑袋”。很多领导整日沉迷于琐事,既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来思考问题,尤其是大问题,所以需要秘书来做其“脑袋”,秘书要替其所服务的领导思考,准备好领导所有的讲话材料。在这个意义上,无怪乎有人说,秘书是领导的“领导”。在很多场合,秘书的品质就决定了一个领导人的成败。

  更为重要的、可以对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致命伤的“党文化”,就是党内毫无规则的权力竞争。在封建时代,没有政治竞争,因为王权具有高度垄断性,属于皇帝本人或者皇帝家族。不过,皇帝之下有变相的竞争,竞争产生于皇帝家族成员之间、产生在各级官僚。旧时有“朋党”一说。“朋党”就是政治竞争的工具。因为王权是垄断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皇帝有合法性也有能力来制约甚至消灭“朋党”政治。

  现在时代不同了,无论是高层的权力交接还是一般意义上的领导人“换届”或者“换代”,权力都比较分散。尤其在强人政治之后,政治竞争不可避免。不过,竞争没有任何明文规则。情况往往是,各方的权力争斗经常到白热化的程度。在地方层面,激烈的政治斗争往往导致党的干部之间的互相攻击,动真刀真枪,甚至“暗杀”。同样,这样那样的“朋党文化”也盛行起来,干部中间的“山头主义”、“派系”、“帮”越来越盛。帮派之间的竞争也经常导致它们之间的不同形式的“火拼”。这种方式一旦上升到中央层面,对党整体的伤害可以是伤筋动骨式的。对社会上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享受不到这种政治竞争方式的任何好处,但要承担其负面后果,甚至恶果。在传统王权社会,宫廷斗争可以伤及社会无辜。不能否认这种现象的现代版本的存在。

缺乏人道主义精神

  所有这些加起来,就体现为党内人道主义的缺乏。无论是纵向的上下级关系还是横向的政治竞争,都不能体现任何一点人道主义精神。“奴才文化”就是不把下级当人看;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政治竞争,必然表现为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性质。

  “党文化”一旦延伸到社会,更是造成了执政党及其政府与社会、人民之间的对立。这里所说的“党文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党的文化,而是唯一执政党的“党文化”,就是说,是统治者的内部文化。统治者的这种内部文化,必然要影响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就是党内的“非人道主义”对社会的影响。执政党党内没有人道主义,对社会、对人民自然也很难实行人道主义。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是人本主义。但中国的人本主义,和西方的人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的人本主义,不管其哪种版本,都是在祈求官员要把老百姓当人看。儒家的一些经典语录,例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再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里面的主体仍然是王权,就是说王权为了自己的利益要善待老百姓。因为儒家往往把君和自己这个群体视为是道德的化身,要比老百姓高人一等。君和士大夫是不受法律约束的,而是可以站在法律之上。因此,中国从来就产生不了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法治文化,充其量只有通过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法制文化。人民永远是一个被管制的客体。在这样一种文化里面,人道主义永远只是理想,而成为不了现实。

  西方的人本主义就是要从人的本性出发来设计政治、社会各种制度。因为人人都性恶,所以需要法律来约束每一个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一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近代法治精神。

  党内封建式的“奴才文化”延伸到社会,表现为官员往往自认为是人民的老爷(或者是“青天大老爷”),要为民做主(“民主”)。实际上是把人民当成“奴才”。在党内,上级把下级当“奴才”,到了权力阶梯的最低端,基层干部在党内找不到“奴才”,就只好把平民百姓当“奴才”。拿老百姓出气、欺负人民的现象经常发展到“官逼民反”的程度。中国社会上官员与社会、老百姓之间的日常冲突,不仅仅是因为物质利益上的,更是官员藐视老百姓的心态的直接反映。

  在如此“党文化”影响下,很多党员不仅在党内的各种关系中,而且在党及其政府与社会、人民的关系中,都表现为极端的自私。党员不能超越自己狭隘的利益,执政党不能超于自己狭隘的利益。因为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当党员和执政党整体不能超越其自私利益的时候,就必然和社会、和人民隔离开来。

  问题在于,今天的社会毕竟已经和封建时代大不相同了。老百姓和整个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传统社会,无论是封建式的权力“等级”还是“奴才文化”,都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也就是说,这种文化是被社会和老百姓所接受的。但是,今天当人民和社会自己不认为是“奴才”的时候,当他们对政治和社会平等具有高度认同的时候,党政官员如果继续抱有封建式的“党文化”,其和人民、和社会之间的冲突将变得不可避免。

  到现在为止,很多人都已经认识到,文化是一种软实力。一种积极正面的“党文化”有助于党的生存和发展,但一种消极负面的“党文化”则加速党的衰败。中国封建式的“党文化”无疑属于后者。如果任其延续和发展下去,这种“党文化”最终会葬送执政党的命运。也无容置疑,只有通过大力改造执政党的“党文化”,去封建化,建设一种人人平等的法治“党文化”,才是执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唯一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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