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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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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国改革的“不”选择及其前景  

2012-10-09 10:18:55|  分类: 政治vs战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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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尽管历史有其本身的发展规律,但历史的呈现形式是领导人选择的结果。政治领导人的选择极为关键,选择是否符合历史的潮流,就决定了国家的兴衰。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在即,这次会议刚好也是领导人代际更替的大会,因而引来全世界的深切关注。人们不仅关注新的领导集体的组成,更为关心新领导层会在新的形势下进行怎样的改革。不过,令很多人非常担忧的是,新领导层是否会对中国的改革道路做一个“不选择”的选择。这种观点似乎过于悲观,但也并非毫无道理。尽管中共领导层一直在强调,中国的发展要坚持“中国道路”,但人们对“中国道路”的方向和内容不甚明了,更没有确定感。

  “中国道路”的概念是中国官方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这些年,中国兴起了一场持久的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但这场最初被认为很有意义的讨论,很快就被高度政治化,转变成为中国左、右派之间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争。左派认为中国模式很好,比西方模式还好,根本就没有必要加以改革;右派恰恰相反,不仅不认为存在着中国模式,而且认为改革的唯一目标就是要根除掉这个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高层似乎刻意回避这场争论,除了一些已经处于政治边缘的官员出来参与争论外,官方并没有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官方选择的是“中国道路”的概念,寄希望用此概念来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甚至建国以来60年的发展经验。

  但是,无论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境况,还是海外各界对中国发展的关切来看,人们更关注的是中国的未来,即中国要通过怎样的改革走向怎样的未来。很显然,无论建国以来的60年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国道路”都是领导人选择的结果。建国以后的道路和毛泽东一代领导人所做的主观选择分不开;改革开放的道路和邓小平这一代领导人所做的选择分不开。尽管历史有其本身的发展规律,但历史的呈现形式是领导人选择的结果。政治领导人的选择极为关键,选择是否符合历史的潮流,就决定了国家的兴衰。

  近年来,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社会层面的深刻变化、人民不断高涨的政治参与要求,所有的一切都在要求中国领导层做新的改革选择。但是,在现实面,“不选择”似乎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常态。这个局面的产生有很多原因。

  第一,一些领导人的确不想做任何选择。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局面,他们不知道可以做怎样的选择,或者如何去做选择。因此,他们选择了“不作为”。他们只知道不能做什么,但不知道能做什么。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不想作为”。第二,一些领导具有“想作为”的政治意志力,也的确想进行改革,但是在实际层面,他们面临太多因素的制约,很难作为。实际的结果也是“不作为”。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想作为,但无法作为”。第三,在集体层面,“不作为”是党内不同利益互动的必然结果。在强人政治时代,政治强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把其自己的意志和这种意志所表达的政策,通过各种动员机制和手段强加于整个执政党之上。但在政治强人之后,中国已经形成了党内不同利益共存的局面。表现在权力结构上,就是人们所看到的一种“集体领导”的局面。

相互掣肘而寸步难行

  党内不同利益的共存,促成了“党内民主”的发展。不过,客观地说,党内民主仍然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就是说,党内民主的表现更多的是非制度化,而不是制度化;更多的是非正式化,而不是正式化;更多的是基于潜规则之上,而不是基于明文规则之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内民主意味着什么?很简单,党内民主很难体现党内大多数党员的意志,而只是意味着党内不同利益的互相妥协和制衡,一些人既不想自己作为,也不让他人作为。

  无论是“不想改革”还是“改革不动”,结果都是“无改革”。“无改革”的局面一旦持续,执政党的作用就发生了巨变,即从强调“领导”功能转变成为强调“统治”功能。顾名思义,“领导”就是要通过改革来引导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统治”则是根据现有社会情况对社会进行管制和治理。正是因为强调“统治”功能,各级政府,整个领导层似乎就是一个“救火队”,整天忙碌于对付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目前这种“不选择”的局面继续下去,中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中国的未来又会是怎样的呢?人们很难完全准确地去预测未来,但却可以从历史的和国际的经验分析,预示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概括地说,在海内外的中国观察家中,如下几种有关中国未来的情形最为流行。

  第一,中国呈现苏联道路。这种情形的基本特征就是经济上的长期滞胀,社会的低度发展,政治上的长期专制。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引入,中国脱离了计划经济模式。但在西方,人们则担忧中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以变相的形式回归这种模式。这些年来,国有企业大举扩张,国家资本主义再次占据中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经济体制运作过程中的政治性越来越显然。

  同时,面临不断恶化的国际压力,中国也存在着国民经济再次军事化的危险。尤其是,一旦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进行军事竞争,这种可能性就会遽然增加。也和苏联一样,执政党有可能一方面从国有企业中获取经济资源,另一方面从对外的民族主义中获取政治合法性。在政治上,尽管有不断的领导层的代际变化,但并无结构上的变化,专制制度得以继续。

  第二,中国呈现可持续的权威主义道路。这种情形和第一种不同。第一种情形是一种刚性的专制制度,这种情形是一种具有很大伸缩性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的目标,是维持和发展制度的权威主义性质,强调其对经济、社会和政治各个方面的管制和治理功能。但这个制度具有足够的伸缩性,可以根据现实的情形“与时俱进”,对现存制度做些调整和修补,甚至可以在一些领域做些变革,但所有这些都不会导致结构意义上的体制变化。

“增量改革”并不可行

  第三,中国呈现出渐进政治变革道路,最终走向西方式民主政治。这种看法比较乐观一些,流行于海内外学者和政治人物中间。这种看法实际上是第二种观点的继续和延伸。这种观点相信,随着权威主义政体不断引入各种不同的点点滴滴的改革,也就是“增量改革”,到一定阶段,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就是政体从权威主义转型成为民主政治。

  不过,一些人并不认为,“增量改革”能够应付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乃至危机。如果停留在点滴的调整,可能最后会导致大危机。同时,他们也不相信“增量改革”会导向政体的质的变化,促成中国转型成为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要求中国政治结构上的转型,而“增量改革”表明中国的政治制度消化西方式民主化的压力,维持其权威主义本质。

  第四,中国出现激进变革甚至走上解体的道路。确切地说,这里的“解体”是指共产党的解体,而非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解体。在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有关中国共产党要“解体”的预测和观点就一直没有中断过,一些作品就直接使用“中国解体”作为题目或者书名。西方一些自诩的公共知识分子甚至一直在预测共产党的寿命,是几年、几个月,甚至几天。中国国内的一些自由派甚至左派的知识分子,也倾向于持这种看法。这种观点背后的逻辑实际上很简单:他们的确看到了中国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甚至危机;他们也看到了中国“无改革”的局面;“危机”和“无改革”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局面,结果必然是激进的变革和革命。

  从规范意义上说,他们也希望中国发生激进的变革甚至解体。对自由派和左派中的基本教义派来说,共产党的解体的确会“殃及”社会,因为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社会力量没有得到发展,并没有自治的能力,一旦政治出现动荡,社会必然失序,出现无政府状态,从而有出现无穷的暴力的可能。但对基本教义派来说,即使是这样,解体仍然有其价值所在。在他们看来,制度解体的价值,在于解体之后会出现另外一种制度的可能性。对自由派来说,这种可能性指的是他们所期待的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对左派来说,解体的价值在于有可能发生另外一次他们所期待的左派革命,再次确立他们所期待的左派制度。实际上,一些原教旨主义者本身就宣称保留暴力革命的权力,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现存制度而确立他们理想中的制度。近代以来,中国长时期的革命经验,已经把革命意识深深植根于一些人当中,尤其是那些对现实极度不满而又怀有极度理想的人当中。

  人们可以对上面所提及的各种预测或者有关中国道路的观点,及其反映出来的政治倾向性持不同的意见,但却没有任何理由来漠视支撑这些观察或者观点的事实。的确,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制度可以不改革而能够得以生存和发展。即使人们努力所追求的民主政治也一样。民主政治自其产生以来,已经发生了多次重大的制度变化,并且也在继续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后到今天,之所以仍然屹立不倒,也是因为其所引入的变革。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政治界,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稳中求变”的心态,“稳中求变”也俨然成为了主导改革的原则。但今天,这种心态和原则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现实的要求是“变中求稳”。从概念上说,如果是“稳中求变”,稳定是主要的,变化便是次要的。一旦到了政治实践上,各级官员的理解就会是“不变”和“不改革”。既然“稳定压倒一切”,变化就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因为变化会导致不稳定。因此,他们往往会动用一切力量来阻碍变化。这些年的“维稳”局面,就是“稳中求变”心态的产物。

  其实,中国的经典《易经》已经把“变”(即“易”)提高到何种境界,世界万物都在变化,唯独“变”是永恒不变的道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经验也表明,不改革,就会被改革;被改革往往是激进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如果意识到“被改革”和“被革命”的可能性,改革就不会也不应当被理解成为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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